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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展二:新刻度与钱喂康

文/贺婧

原文刊载于《艺术界》2015年4月刊“展评”栏目


钱喂康《风向:白色数量205克》


新刻度小组《人体测量》

“‘新刻度’与钱喂康:中国早期观念艺术的两个案例”,这个从题目来看就明显带有历史回溯意味的展览恰被呈现在OCAT深圳馆的常设项目“新作展”之中,有着耐人追究的逻辑。策展人卢迎华将这里的“新作”定义为“不仅仅指涉当代艺术领域中前沿的创作和思考,也是对于过去工作的重新发现和再次讨论”。事实上,作为一个很难被立即定义究竟是属于“当下”还是“过去”的展览,它与历史和美学意义上的“新旧”之间似乎存在着更加复杂与错位的逻辑关系。一方面,整个展览之中当然没有任何一件字面意义上的“新”作,因为无论是“新刻度”小组还是钱喂康都早已在2000年之前就宣布终止了艺术创作;而另一方面,这次展览中的所有“作品”又是在策展团队基于文献和调研的基础上重新推演和再现的,它们既是“被复制的”、也是“新诞生的”。复制的合法性当然建立在这两组艺术家以“观念”为核心的创作基础上——虽然事实上据称,直至1989年,“新刻度”小组的成员甚至不知道“观念艺术”的存在 1 ;而钱喂康则是由现代主义诗歌和写作开始进入观念性创作,——但前者以建立和执行规则为主导的创作活动和后者以精确计量来研究主体经验的方法都使得他们作品的自足性的确更多来源于一种观念性的法则建构与行为,而不是最终被观看到的作品实物。当物理意义上的“原作”变得不那么重要,一个由“复制”和“重新推演”所导出的展览才成为可能。

当然,将“新刻度”与钱喂康并置在同一个展览中的理由不仅在于他们各自作为“中国早期观念艺术的案例”,事实上,双方都于某一时刻突然宣布停止的创作活动也让他们成为了早期“前卫”实践中更为特殊甚至极端的两个“案例”:“新刻度”小组于1995年宣布解散,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以小组的“集体”名义创作的作品;钱喂康则是于1997年宣布彻底停止艺术实践。具体缘由或许各有千秋,但这两组艺术家在创作盛期对于各自观念理念所秉持的态度与方法都让他们的实践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激进和对于某种纯粹性的坚持;而面对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价值转向和创作环境改变,决意彻底沉默之中隐含着关于“否定性”(negativity)的典型悖论:一个看似充满必然性结果的“被动”行为恰恰是由一种排除了杂质的主体意识和主动选择所导致的。巴塔耶和阿甘本都曾论及这种中途中断的“不事创作”(désœuvrement)现象,将其视作不仅仅是对社会准则与体制的逾越,更重要的,是对于自我存在方式的一种本体论反思 2 。艺术创作史中也的确不乏此类“不事创作”的案例,尤其在文学领域,西班牙作家安瑞可· 维拉-马塔斯就曾以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拒绝工作的抄写员巴托比为灵感创作了描述这一特别创作现象的小说《巴托比症候群》 3 ,其中,从兰波到杜尚,从赛林格到瓦尔泽,维拉-马塔斯列举了以不同的理由和方式选择了拒绝和沉默的创作者,以“巴托比症候”为各种创作的危机、逃离、自我放逐与无能为力赋予了完美的辩护和优雅的悲剧色彩。

正如钱喂康自己所说的,“我也很害怕失去我自己的方式” 4 。如果说沉默是“新刻度”与钱喂康对于自我主体与创作的最终认同方式,那么,在近二十年后重现他们的创作,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他们为什么要被“重新推演和复制”?二是这种带有艺术考古性质的展览实践究竟价值何在?从策展人的出发点来看,因为大部分作品早已不复其完整的存在,必须严格按照艺术家当年定制的规则重新复制创作过程,才能使得这些“与当时主流的艺术经验和价值趋向保持了自觉距离”的创作被今天的观众所看到,从而使这两者的工作不再“成为孤立的个案和被埋藏的情境” 5 。事实上,作为策展人的卢迎华,其长期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即是对中国90年代艺术史的重新观看与梳理,由此尝试为历史叙述提供非单一视角的材料与书写方式,去解构那些“业已固化的归类框架与权力价值观” 6 。的确,今天反复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历史叙述脚本正是某些特定权力价值的体现,而在“不可见者”之中,不乏那些因为拒绝分享一种时代的安全感、拒绝与主流权力价值或体制共谋而选择了沉默的艺术家,钱喂康正是这样的典型。对于意欲对历史脚本提出更新角度的书写者来说,需要重新寻找和梳理这种主流框架之外的边缘力量,去松动固化的权力价值与事实;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权力永远在成型与解构之间消长,却从不消失。关于主流、边缘、新旧、内外的问题,既有事实本身所形成的版块,也有观看和判断的位置与角度,一切始终处在漂移和换位之中。如果说,能够看清整个版图的可能性只在未来,而今天的确是过去的未来,但比这个“相对未来”更为确凿的,是它作为当下的眼光和出发点,那就意味着它还依然面临着被未来质疑的可能性。然而,在“‘新刻度与钱喂康’”的展览现场,比单件作品本身更能触动“今人”的或许是曾经清晰锋利的立场和中国早期观念艺术中清教徒般的肃穆精神,它的再现为今天的现实呈上一面镜子,它所能照出的、为今天的观众所能看到的,恰恰是在未来的行动中才能被验证的——这种验证不仅面向展览的策划者,也面向某段历史进程的所有参与者。

1. 费大为,《“新刻度小组”钩沉》,发表于《中国当代艺术研究I》, 2014年12月。
2. Leland de la Durantaye, Giorgio Agamb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8019.
3. Enrique Vila-Matas, Bartleby et compagnie, traduit de l’espagnol par Eric Beaumatin, Editonn Christian Bourgois, 2009.
4.《钱喂康访谈:我也很害怕失去我自己的方式》,发表于《个体经验,1989-2000年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对话与叙述》,刘鼎、卢迎华、苏伟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8月, 第41页。
5. 援引自本展览新闻稿。
6.《钱喂康访谈:我也很害怕失去我自己的方式》,发表于《个体经验,1989-2000年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对话与叙述》,刘鼎、卢迎华、苏伟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8月, 第41页。